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曹操短歌行赏析赏析曹操是汉末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他雅好诗章，好作乐府歌辞，今存诗22首，全是乐府诗。曹操的乐府诗多描写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他的《短歌行》，充分表达了诗人求贤若渴以及统一天下的壮志。《短歌行》是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主要是为曹操当时所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服务的，但是作者将政治内容和意义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全诗充分发挥了诗歌创作的特长，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寓理于情，以情感人。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上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语言质朴，立意深远，气势充沛。这首带有建安时代"志深比长""梗概多气"的时代特色的《短歌行》，读后不觉思接千载，荡气回肠，受到强烈的感染。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短歌行》是汉乐府的旧题，属于《相和歌平调曲》。这就是说它本来是一个乐曲的名称，这种乐曲怎么唱法，现在当然是不知道了。但乐府《相和歌平调曲》中除了《短歌行》还有《长歌行》，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引证古诗“长歌正激烈”，魏文帝曹丕《燕歌行》“短歌微吟不能长”和晋代傅玄《艳歌行》“咄来长歌续短歌”等句，认为“长歌”、“短歌”是指“歌声有长短”。我们现在也就只能根据这一点点材料来理解《短歌行》的音乐特点。《短歌行》这个乐曲，原来当然也有相应的歌辞，就是“乐府古辞”，但这古辞已经失传了。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短歌行》就是曹操所作的拟乐府《短歌行》。所谓“拟乐府”就是运用乐府旧曲来补作新词，曹操传世的《短歌行》共有两首，这里要介绍的是其中的第一首。
这首《短歌行》的主题非常明确，就是作者希望有大量人才来为自己所用。曹操在其政治活动中，为了扩大他在庶族地主中的统治基础，打击反动的世袭豪强势力，曾大力强调“唯才是举”，为此而先后发布了“求贤令”、“举士令”、“求逸才令”等；而《短歌行》实际上就是一曲“求贤歌”、又正因为运用了诗歌的形式，含有丰富的抒情成分，所以就能起到独特的感染作用，有力地宣传了他所坚持的主张，配合了他所颁发的政令。
《短歌行》原来有“六解”（即六个乐段），我们现在按照诗意分为四节来读。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在这八句中，作者强调他非常发愁，愁得不得了。那么愁的是什么呢？原来他是苦于得不到众多的“贤才”来同他合作，一道抓紧时间建功立业。试想连曹操这样位高权重的人居然在那里为“求贤”而发愁，那该有多大的宣传作用。假如庶族地主中真有“贤才”的话，看了这些话就不能不大受感动和鼓舞。他们正苦于找不到出路呢，没有想到曹操却在那里渴求人才，于是那真正有才或自以为有才的许许多多人，就很有可能跃跃欲试，向他“归心”了。
“对酒当歌”八句，猛一看很象是《古诗十九首》中的消极调子，而其实大不相同。这里讲“人生几何”，不是叫人“及时行乐”，而是要及时地建功立业。又从表面上看，曹操是在抒个人之情，发愁时间过得太快，恐怕来不及有所作为。实际上却是在巧妙地感染广大“贤才”，提醒他们人生就象“朝露”那样易于消失，岁月流逝已经很多，应该赶紧拿定主意，到我这里来施展抱负。所以一经分析便不难看出，诗中浓郁的抒情气氛包含了相当强烈的政治目的。这样积极的目的而故意要用低沉的调子来发端，这固然表明曹操真有他的愁思，所以才说得真切；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通过这样的调子更能打开处于下层、多历艰难、又急于寻找出路的人士的心扉。所以说用意和遣词既是真切的，也是巧妙的。在这八句诗中，主要的情感特征就是一个“愁”字，“愁”到需要用酒来消解（“杜康”相传是最早造酒的人，这里就用他的名字来作酒的代称）。“愁”这种感情本身是无法评价的，能够评价的只是这种情感的客观内容，也就是为什么而“愁”。由于自私、颓废、甚至反动的缘故而愁，那么这愁就是一种消极的感情；反之，为着某种有进步意义的目的而愁，那就成为一种积极的情感。放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看，曹操在这里所表达的愁绪就是属于后者，应该得到恰当的历史评价。清人陈沆在《诗比兴笺》中说：“此诗即汉高《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人生几何’发端，盖传所谓古之王者知寿命之不长，故并建圣哲，以贻后嗣。”这可以说基本上懂得了曹操发愁的含意；不过所谓“并建圣哲，以贻后嗣”还未免说得迂远。曹操当时考虑的是要在他自己这一生中结束战乱，统一全中国。与汉高祖唱《大风歌》是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的。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八句情味更加缠绵深长了。“青青”二句原来是《诗经郑风子衿》中的话，原诗是写一个姑娘在思念她的爱人，其中第一章的四句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你那青青的衣领啊，深深萦回在我的心灵。虽然我不能去找你，你为什么不主动给我音信？）曹操在这里引用这首诗，而且还说自己一直低低地吟诵它，这实在是太巧妙了。他说“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固然是直接比喻了对“贤才”的思念；但更重要的是他所省掉的两句话：“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曹操由于事实上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找那些“贤才”，所以他便用这种含蓄的方法来提醒他们：“就算我没有去找你们，你们为什么不主动来投奔我呢？”由这一层含而不露的意思可以看出，他那“求才”的用心实在是太周到了，的确具有感人的力量。而这感人力量正体现了文艺创作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他这种深细婉转的用心，在《求贤令》之类的文件中当然无法尽情表达；而《短歌行》作为一首诗，就能抒发政治文件所不能抒发的感情，起到政治文件所不能起的作用。紧接着他又引用《诗经小雅鹿鸣》中的四句，描写宾主欢宴的情景，意思是说只要你们到我这里来，我是一定会待以“嘉宾”之礼的，我们是能够欢快融洽地相处并合作的。这八句仍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求才”二字，因为曹操所写的是诗，所以用了典故来作比喻，这就是“婉而多讽”的表现方法。同时，“但为君故”这个“君”字，在曹操的诗中也具有典型意义。本来在《诗经》中，这“君”只是指一个具体的人；而在这里则具有了广泛的意义：在当时凡是读到曹操此诗的“贤士”，都可以自认为他就是曹操为之沈吟《子衿》一诗的思念对象。正因为这样，此诗流传开去，才会起到巨大的社会作用。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心念旧恩。这八句是对以上十六句的强调和照应。以上十六句主要讲了两个意思，即为求贤而愁，又表示要待贤以礼。倘若借用音乐来作比，这可以说是全诗中的两个“主题旋律”，而“明明如月”八句就是这两个“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前四句又在讲忧愁，是照应第一个八句；后四句讲“贤才”到来，是照应第二个八句。表面看来，意思上是与前十六句重复的，但实际上由于“主题旋律”的复现和变奏，因此使全诗更有抑扬低昂、反复咏叹之致，加强了抒情的浓度。再从表达诗的文学主题来看，这八句也不是简单重复，而是含有深意的。那就是说“贤才”已经来了不少，我们也合作得很融洽；然而我并不满足，我仍在为求贤而发愁，希望有更多的“贤才”到来。天上的明月常在运行，不会停止（“掇”通“辍”，“晋乐所奏”的《短歌行》正作“辍”，即停止的意思）；同样，我的求贤之思也是不会断绝的。说这种话又是用心周到的表现，因为曹操不断在延揽人才，那么后来者会不会顾虑“人满为患”呢？所以曹操在这里进一步表示，他的求贤之心就象明月常行那样不会终止，人们也就不必要有什么顾虑，早来晚来都一样会受到优待。关于这一点作者在下文还要有更加明确的表示，这里不过是承上启下，起到过渡与衬垫的作用。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月明”四句既是准确而形象的写景笔墨，同时也有比喻的深意。清人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月明星稀四句，喻客子无所依托。”这说明他看出了这四句是比喻，但光说“客子”未免空泛；实际上这是指那些犹豫不定的人才，他们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一时无所适从。所以曹操以乌鹊绕树、“何枝可依”的情景来启发他们，不要三心二意，要善于择枝而栖，赶紧到自己这一边来。这四句诗生动刻画了那些犹豫徬徨者的处境与心情，然而作者不仅丝毫未加指责，反而在浓郁的诗意中透露着对这一些人的关心和同情。这恰恰说明曹操很会做思想工作，完全是以通情达理的姿态来吸引和争取人才。而象这样一种情味，也是充分发挥了诗歌所特有的感染作用。最后四句画龙点睛，明明白白地披肝沥胆，希望人才都来归我，确切地点明了本诗的主题。“周公吐哺”的典故出于《韩诗外传》，据说周公自言：“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周公为了接待天下之士，有时洗一次头，吃一顿饭，都曾中断数次，这种传说当然是太夸张了。不过这个典故用在这里却是突出地表现了作者求贤若渴的心情。“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二句也是通过比喻极有说服力地表现了人才越多越好，决不会有“人满之患”。所以陈沆说：“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则南驰耳。分奔蜀吴，栖皇未定，若非吐哺折节，何以来之？山不厌土，故能成其高；海不厌水，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厌士，故天下归心。”（亦见《诗比兴笺》）这些话是很有助于说明本诗的背景、主题以及最后各句之意的。
总起来说，《短歌行》正象曹操的其它诗作如《蒿里行》、《对酒》、《苦寒行》等一样，是政治性很强的诗作，主要是为曹操当时所实行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服务的；然而它那政治内容和意义却完全熔铸在浓郁的抒情意境之中，全诗充分发挥了诗歌创作的特长，准确而巧妙地运用了比兴手法，来达到寓理于情，以情感人的目的。在曹操的时代，他就已经能够按照抒情诗的特殊规律来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这一创作经验显然是值得借鉴的。同时因为曹操在当时强调“唯才是举”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所以他对“求贤”这一主题所作的高度艺术化的表现，也应得到历史的肯定。
最新曹操短歌行赏析可以看看这篇名叫鲁潜墓志与曹操墓最终解析的文章，可能你会获得更多曹操短歌行赏析以下是的一些我们精选的鲁潜墓志与曹操墓最终解析《鲁潜墓志与曹操墓最终解析》贾雄雄《鲁潜墓志》为青石质料，高
20.7厘米、宽
31.3厘米，魏书志文，共14行126字。1998年4月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北
0.5公里处的机砖场里由村民徐玉超起土时发现，据史料《晋书》记载：该墓志中的鲁潜为十六国後趙国驸马都尉，该墓志因记述了鲁潜墓塟与魏武帝陵曹操墓的相对具体位置距离，而被称为2009年12月份发现的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二号墓“曹操高陵”的指路牌，因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质疑！
墓志内容；趙建武十一年，大歳在乙巳，十一月丁卯朔。故大僕卿駙馬都尉，勃海趙安縣，魯潛年七十五字世甫。以其年九月廿一戊子卒，七日癸酉葬墓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廿歩。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歩。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卌三歩。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歩。上解建。字子奉。所安墓入四丈神道南向。质疑者认为；该《鲁潜墓志》中碑文"以其年九月廿一戊子卒，七日癸酉葬"，中日期不符。按九月廿一日是戊子，依次推算，廿二日是己丑，廿三日是庚寅，廿四日是辛卯，廿五日是壬辰，廿六日是癸巳，廿七日是甲午，第七日廿八日是乙未而不是癸酉，到哪里找这个"七日癸酉"去？[1]
而“挺曹派”学者认为；其实"七日癸酉葬"其实就是指的赵建武十一年十一月丁卯后的七日正好是癸酉日。而不是“九月廿一戊子”后的七日，因此并不能以此纪年就认为《鲁潜墓志》是伪。而后又有质疑者认为《鲁潜墓志》中；魏武帝 （土麦）被认为是“陵”古字存在问题，“在东汉时“陵”字左偏旁为“阝”，并非“土”旁，如东汉重要碑刻（156）《礼器碑》及至同时代晋碑均不用“土”旁。作伪者不通文字演变而故作高深地“造字”、“拟古”露了作伪马脚，这种伪作的“雨夹雪”书体，在其上下几十年间墓志绝无类似的风格”。[2]
“挺曹派”学者找出《北魏于夫人墓志》中“堎”字来辩解，认为“麦”与“夌”通，我们现在的“陵”古代写作“”。“质疑派学者”认为《魏于夫人墓志》中的“堎”字上部为土与《鲁潜墓志》中的；“（土麦）“明显不同，至于我们现在的“陵”古代写作”。但现存世古代后趙同时期《十六國後秦弘始4年辽东太守吕宪墓表》碑石篆刻中的，并没有发现变为“”（土麦）字。而《魏于夫人墓志》中的“堎”字，其实就是我们現有的“堎”而非“ ”字。“由此也可证明《鲁潜墓志》中的字，作伪者不通文字演变而故作高深地“造字”、“拟古”露了作伪马脚 ” [3] 。对于这个字的质疑问题“挺曹派”专家学者至今没有令质疑者满意的答复！
“质疑派学者”又指出：鲁潜墓志称，鲁潜是勃海郡趙安县人。《晋书·地理志》载西晋泰始时，勃海郡辖十县，“南皮、东光、浮阳、饶安、高城、重合、东安陵、蓨、广川、阜城”，并无趙安县。而《太平寰宇记》称《十六国春秋》中记载；冀州的另一郡名为中丘郡中下注释：汉“中丘县”后趙石虎改为“趙安县”[4]。中丘郡距离勃海郡相隔几百公里，质疑者以《晋书地理志》渤海郡所领十县中没有赵安县为据，《鲁潜墓志》上的地理错误明显，由此可以“锁定所谓《鲁潜墓志》是伪造。
“挺曹派”学者认为；石赵的地理沿革我们现在已经几乎没有多少资料可用了，渤海趙安县可能是渤海郡饶安县的改称。“挺曹派”学者还认为，渤海王司马辅封国遥领他郡之县，中丘郡乃是渤海王司马辅遥领之县。[5]质疑派学者”又指出 ；《晋书地理志》其中的饶安，在后赵仍为饶安，并无“改称”之事。[6] 封国遥领他郡之县——这段推测问题明显！首先所谓渤海遥领中丘自认为渤海后人，而后赵政权与西晋政权敌对，后赵改的赵安县，后赵时期西晋的司马氏子孙岂会得势，司马氏的历史渊源放在后赵指遥领岂非怪谈！[7]
笔者认为郡国可以遥领史料有载，籍贯遥领之说则需要史料补证。而鲁潜的鲁姓也有其地域性，在中丘郡赵安县地区并不是鲁姓之源，而勃海郡一带更靠近鲁国国姓之地。以上所述为《鲁潜墓志》挺质双方辩论的几个主要分歧点，下面笔者就 《鲁潜墓志》中几个主要分歧点结合自己知识面试着解析一下。《鲁潜墓志》中的（土麦）“ ”是不是“陵”字呢？答案是肯定的！它是代表“陵”字！证据之一：《晋书》卷一百七载记第七石季龙下“初，谶言：灭石者陵，寻而石闵徙兰陵公，季龙恶之，改兰陵为武兴郡，至是终为闵所灭。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灭。[8]”其中“石季龙”三字《齐东野语》卷四 避讳中写道：“唐祖讳虎，凡言虎，率改为猛兽，或为武，如武贲、武林之类。李延寿作《南北史》，易石虎为石季龙”[9]。而《晋书》为唐房玄龄（579-648）褚遂良等所著，《晋书》通篇中因避唐祖讳虎而易字，石虎字季龙《晋书》中去虎字而以季龙代之。上文中“石闵徙兰陵公，季龙恶之，改兰陵为武兴郡”中“武兴郡”其实是“虎兴郡”[10]《東晋南北朝輿地表》中载“石虎改陈留为建昌统於洛州改兰陵为虎兴…”。“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特有的一种历史和文化现象，有避帝王、长官、父母、祖父母以及其他所尊者的名字姓名的避讳①。也有如后赵石虎忌讳谶言：灭石者陵 中“陵”字。避讳常用之法有三：曰改字，曰空字，曰缺笔。 ②“这里的所谓"避"，是指躲开，回避。遇到应该忌讳的人物的名字时，必须设法避开，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代替，或用其他办法来改说改写。”[11]“避讳有出于恶意者，唐肃宗恶安禄山，凡郡县名有安字者多易之。试以《新唐书·地理志》核之，凡至德元二载所改郡县名，皆因其有“安”字也。表如下：安定郡改保定，安化郡改顺化，安静县改保静。”[12]
后赵皇帝石虎因谶言：“灭石者陵”而改郡名，因兰陵郡有陵字而改为虎兴郡，虽然后期被养子石闵所灭，因石闵曾封为兰陵公而应验了谶言灭石者“陵”的这种迷信宿命论。《鲁潜墓志》中的（土麦）“ ”字，即为石虎恶“陵”（古为字）而改偏旁“阝”为“土”。这就要提到改偏旁的证据之二：《晋书》卷二十八五行中载有“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谣云：“麦入土，杀石武。”后如谣言。”[13]东晋咸康二年（336年）也是后赵建武二年，而“麦入土，杀石武”与“灭石者陵”如果不是与《鲁潜墓志》中的（土麦）“ ”字三者并列，笔者一直以为；《晋书》卷二十八五行中载有“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谣云：“麦入土，杀石武”后如谣言。”与《晋书》卷一百七载记第七石季龙下“初，谶言灭石者陵”。两处记载是不相关联的！而正是由于《鲁潜墓志》的出土佐证，使史料与出土墓志相互印证，补充，印证了“麦入土”就是“”字。《鲁潜墓志》为我们更多了解十六国后赵时期的人文历史，起到了补充史料的作用。
在《鲁潜墓志》中质挺双方争论的另一主要分歧点；“勃海郡趙安县”的地理错误。笔者也试解析一下：《鲁潜墓志》中的“勃海赵安县”是“中丘郡的“赵安县”吗？笔者否定这种说法。《十六国春秋》中载：汉“中丘县”后趙石虎改为“趙安县” 。笔者查阅到《東晋南北朝輿地表》徐文范卷之六冀州三中邱下载有：“中邱汉置后趙石靳改为趙安县后废入栢人” [14]，不论是石勒或是石虎改中邱为趙安县，趙安县不属于勃海郡而属于中邱郡是有史料佐证的！而后趙时期两个同为“趙安县”名称同处一朝两地的也绝无可能。其实《鲁潜墓志》中的“勃海赵安县”中的“”字，也是如“”字一样是变偏旁的字！与《鲁潜墓志》第一个“”字右“肖”部首明显不同，因此《鲁潜墓志》中的“
安县”与《十六国春秋》中邱郡“趙安县” 是不同的县！虽然笔者没有在文献中幸运的如“”字般找到“”字的出处，但至少可以肯定“安县”与“趙安县” 是两不同的县。这个“”字不是“趙”字，具体是何字意需要深人探讨，问题还有待更多地下文物的出土和文献资料的考证，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出土文献能佐证。那么勃海“安县”在勃海郡辖十县中，“南皮、东光、浮阳、饶安、高城、重合、东安陵、蓨、广川、阜城”，何县改称为“安县”？“挺曹派”学者认为是饶安县改称，笔者认为“东安陵县”也许才是“
安县”的改称县。《東晋南北朝輿地表》 卷之六 冀州 渤海郡 九 中载：“東安陵 晋置魏東魏去東字后废”。东安陵中的“陵”字是后趙石虎避讳的字，所以对于迷信谶言：灭石者陵的石虎皇帝来说，东安陵县名称必然如“改兰陵为武兴郡”一样改称。当然在没有更多地下文物的出土和文献资料的佐证下，这还是种推测，並不能作为最终定论。希望有更多学者参与研究论证。综合以上论证观点，可以肯定的是1998年4月，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西北
0.5公里处的机砖场里，由村民徐玉超起土时发现的《鲁潜墓志》是属于十六国后趙时期的墓志。虽然《鲁潜墓志》中的部分内容，如“安县”还需我们进一步通过后期文物的出土和文献资料来研究与论证，《鲁潜墓志》对研究十六国后趙时期的历史、地理、人文、文献、有着十分重要的文物历史资料价值。
2012年春分之季，据安阳方面新闻报道“曹操墓考古再添实物佐证：新出土三块千年墓志“锁定”曹操墓位置”，河南安阳县安丰乡附近一带的古墓群中，出土了两块北齐墓志和一块唐朝墓志。这三块墓志的记载内容中均提到了曹操墓的位置。考古专家表示，这一发现进一步佐证了曹操高陵在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的史实。在三块有关曹操墓记载的墓志中，一块是北齐《龙骧将军杜达墓志铭》，其记载：杜达“以大齐天保十年（559）三月廿二日，春秋八十有六，薨于邺城之西，乡闾动惋，闻者懔懔。即其年四月三日，窆于豹寺西四五里，其地葬垲，四望坦荡，高陵崇栢。”
第二块北齐河清元年（562）十一月十八日《王敬妃墓志》记载：此人“魏延昌四年卒，便以余岁月□迁居，宅兆窀穸，唯永与其夫具史君合葬邺城西北，窆于漳水之阳。东眺铜爵，睹宫观之佳蔑；西瞰高陵，见青松之箫瑟。”王敬妃于北魏延昌四年（515）去世，到北齐时与其夫合葬在邺城的西北。第三块是唐代天宝五年（746）《邺郡邺县故人柏君（道）墓志铭并序》（简称《柏道墓志》）载：“君讳道字元一，魏郡人也……粤以其载（天宝五年）岁次景戌四月癸未朔壬寅卅日（与其夫人孙氏）合葬于邺县西南五十里平原礼也，左魏武陵，右天宫寺；前苍忙城，后衡漳水”的记文。
“考古队长潘伟斌认为，这些墓志位置的记载均为曹操墓的确认了准确的信息，可以说对曹操墓的考古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这3块碑文所记载的年号可以判断出其年代，碑文的内容又证明了高陵的位置，尤其是《柏道墓志》“左魏武陵，右天宫寺；前苍忙城，后衡漳水”的记载，更是说出了曹操墓地的具体位置。这说明在唐代以前，魏武帝陵所在地的记载就已经很清楚了”[15]
笔者也对此三块墓志一一解析：北齐《龙骧将军杜达墓志铭》，其记载：杜达“以大齐天保十年（559）三月廿二日，春秋八十有六，薨于邺城之西，乡闾动惋，闻者懔懔。即其年四月三日，窆于豹寺西四五里，其地葬垲，四望坦荡，高陵崇栢。”通过对墓志仔细比较，发现北齐《龙骧将军杜达墓志铭》中的“陵”字是“堎”，显然媒体报道失实。
第二块北齐河清元年（562）十一月十八日《王敬妃墓志》记载：此人“魏延昌四年卒，便以余岁月□迁居，宅兆窀穸，唯永与其夫具史君合葬邺城西北，窆于漳水之阳。东眺铜爵，睹宫观之佳蔑；西瞰高陵，见青松之箫瑟。”王敬妃于北魏延昌四年（515）去世，到北齐时与其夫合葬在邺城的西北。笔者认为这块墓志只能证明高陵在邺城的西北磁县方面，而不是在邺城西南的西高穴方向。
第三块唐代天宝五年（746）《邺郡邺县故人柏君（道）墓志铭并序》（简称《柏道墓志》）载：“君讳道字元一，魏郡人也……以其载（天宝五年）岁次景戌四月癸未朔壬寅卅日（与其夫人孙氏）合葬于邺县西南五十里平原礼也，左魏武陵，右天宫寺；前苍忙城，后衡漳水”的记文。这块唐代墓志中的地理信息需要考证，唐代天宝年间的邺县是在安阳（相州），还是在故邺城（临漳县的邺镇），这是需要另外考证，学术界现在还没有定论。“唐隋之邺县，治所有二，开皇十年前仍北周末年治所（即西晋至北周时期之安阳城，原为邺县境），位今安阳城西南三里（见《元和志》）。北周末年，杨坚焚毁古邺城后，邺县随同相州，魏郡并古邺城居民南迀于此（见《旧唐书·地理志》河北道相州邺县条）”[16]。笔者在《临漳县志》卷2四十八古碛中发现记载有仓忙城在邺西的记载 [17]，而墓志中的“五十里”却是可以大致计算出柏道墓的位置，如果《柏道墓志》中的邺县是指邺城，那么西南五十里到了比安阳县（安阳县距邺城四十里）还远十里的地方，另外比安阳西高穴村距邺城三十里的距离还远二十里。而《柏道墓志》记载是五十里平原礼也，西高穴村西南方向五十里已到山区，所以《柏道墓志》的地理具体位置是指向何处还需考证，如果我们只是凭墓志寻找曹操高陵，《柏道墓志》与《鲁潜墓志》记载的曹操高陵是不在同一处的，我们知道在东汉魏晋时陵墓是不立墓碑的，《鲁潜墓志》和《柏道墓志》是如何知道它左右的封土塚是何人呢？应该是民间传闻和名人效应所致。但《鲁潜墓志》和《柏道墓志》可以印证它们左右周围有“封土大塚”，而墓主到底是何人则需考古挖掘验证，很多史料记载墓主身份的墓塚，通过考古挖掘反而证明不是史料记载的墓主。因此从考古证据学来说，应当以出土随葬器物来考证，而不应以民间传说和墓志、文献预先来推论墓主身份。在没有充分的考古挖掘论证的前提下，通过民间传说和墓志、文献、来预先推论墓主身份，是违反科学的考古学论证方法的。
下文我们来考证解析安阳西高穴一号墓和西高穴二号墓。从2009年12月曹操高陵被发现起，到今年2012年春分之季，曹操高陵的真伪之争还没有最终结论，挺质双方依然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局面。而曹操高陵安阳西高穴，在考古方面也没有最新近一步的进展信息，反而是以曹操高陵“打假”闻名的阎沛东，最终以逃犯的身份爆光。“挺曹派”一方以胜利的姿态同官媒一致挺曹。而质疑曹操高陵的声音一时沉寂，现阶段双方在等国务院确认“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是否有曹操高陵。
回过头来在看曹操高陵的考古挖掘始末，从2009年12月份发布曹操高陵被考古发掘之前，在1998年《鲁潜墓志》出土后的2000年1月，已经有学者发表文章以《鲁潜墓志》的内容来推论“曹操高陵”在西高穴村一带了。2008年安阳考古队潘伟斌研究员己经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上发表文章《曹操高陵今何在》一文[18]。潘伟斌研究员在《曹操高陵今何在》一文中也是以《鲁潜墓志》的内容来推论“曹操高陵”在西高穴村一带，并且提到从盗墓贼手中收缴的“武王常所用”墓中随葬器物。这种在没有正式的考古挖掘前就预先锁定墓主的定论，显然违背科学的考古论证方法，所得出的曹操高陵的定论也必然是错误的。
一 、 安阳西高穴二号墓年代和形制西高穴二号墓的墓葬年代，因为直到西高穴二号墓挖掘清理完毕，也没有发现带有纪年铭文的随葬器皿，而曹休墓却有刻有曹休的印章，又如山东东阿鱼山发现的曹植墓,有 太和七年(233年)纪年墓砖。虽然西高穴二号墓据称出土了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的铭牌，以及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的石枕，但其石枕不是出土而是从盗墓贼处收缴而来，以及“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铭刻石牌的字理与字迹漏洞。笔者认为在存在争议与非考古挖掘出土的石牌、石枕应作为存疑证据处理。因此笔者认为；在西高穴二号墓葬年代的认定上既然没有确定墓葬纪年的随葬器、墓砖等，那只有与同时期出土的有明确墓葬纪年、墓葬形制、器物相近的与西高穴二号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相比对来确定西高穴墓葬年代了。
“挺墓派”学者与“质疑派”学者双方对西高穴二号墓葬形制比对的结论也不近相同。“挺墓派”学者认为西高穴二号墓葬形制属东汉曹魏时期。而质疑派”学者认为西高穴二号墓葬形制属魏晋时期，“挺墓派”学者大多是从事专业考古方面的专家，而“质疑派”学者大多是文博方面的专家学者。质疑派”文博学者在鉴定文物的真伪方面的知识经验，应当比考古学家更专业，因其长期与造伪作假赝品的文物贩子打交道，对假的文物鉴别具有丰富的经验。“质疑派”学者多数认为所谓“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等石牌和石枕都是伪造的赝品。而且质疑派”学者认为西高穴二号墓出土的带有“物疏”性质的石牌和《鲁潜墓志》都是假的，笔者对“质疑派”学者对“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石枕是伪造的论点持相同的观点。笔者对“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石枕的研究中发现，其刻字天头地脚的错误，“魏”字加刻的问题，以及潘伟斌在2008年9月发表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306期中所写的“《曹操高陵今何在》”一文中，“武王家用”和2009年的《这儿是曹操墓》一文中改为“魏武王家用”前后两种措辞，对其作为一个专业考古者的专业学术素质产生疑虑！，使笔者对曹操墓出土的所有所谓“魏武王常所用”等几块石牌，作为“存疑证据”在“曹操墓”的认定上，应先不予采信。因此笔者认同“质疑派”学者对“魏武王常所用”石牌、石枕的赝品论点。但对“质疑派”学者认为《鲁潜墓志》和带有“物疏”性质的石牌也是伪造的赝品的论点。笔者认为质疑派”学者显然以偏概全，怀疑一切的论证走向了极端主义！